校长马寅初教授二三事
　　那是1949年5月4日晚，马校长兴致勃勃地到老浙大子弹库篮球场和浙大师生一起举行纪念“五四”晚会。杭州是5月3日傍晚解放的。谁能料到第二天晚上马寅初校长就义不容辞地和师生一起纪念“五四”运动，浙大师生知道后，欢喜欲狂。
　　我在没有进浙大之前，在家乡——江西省就听说过马寅初先生的大名。他曾激于义愤抬着棺材，准备杀身成仁，到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去谏诤。这种大义凛然的气魄，感染了全国多少青年学子，真是德高望重，令人景仰。
　　在纪念晚会上，马校长的演说情绪激昂，鼓励学子要“实事求是”地学习，将来为国家为民族作贡献。那场纪念会虽时隔50余年了，但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此情此景，记忆犹新，马校长言辞犀利，道来娓娓动听。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校长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亦奉调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浙大实行军管，由浙江省委林乎加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军管取消后，马校长才正式到校视事。
　　1950年级毕业典礼在浙大健身房举，马校长在典礼大会上讲话，侧重讲了国内外形势，鼓励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时届7月，天气炎热，汗流浃背，马校长一连讲了几个钟头，讲话中间，马校长红光满面，谦虚地向大家说明，说是口干了，要停下来喝汽水，不喝不行，稍为休息了一会，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教育我们毕业后，要服从祖国分配，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全系同学都听从马校长的教导，愉快地到浙江干校学习土改政策。10月份我们被分配到浙江省各专区、各县去参加农村土地改革。
　　马校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著的《新经济学》全国发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物质增长是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论点，被他一语道破了实行人口控制和采取“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他的经济学理论是绝对站得住脚的。还有他的“边际效用论”也是极富生命力的。比喻说一个人吃三碗饭才能吃饱，假如只吃了两碗，就不算吃饱，只有吃完第三碗饭，才算饱。那么，吃第三碗饭的效用就叫“边际效用”。说来相当有理。五年后的今天，我书记犹新。真是：
　　热血填膺喷世尘，春风浩气漾新民。
　　凝芳桃李遍天下，一代风骚领路人。

训导长苏步青教授
　　1946年10月，我到杭州国立浙江大学就读中文系不久，就听到老同学说：Fresh man（新生）不知道浙大有哪些名牌教授，数学系苏步青教授是日本留学生，享誉全国数学界，陈建功教授与苏步青教授并驾齐驱，两人同是温州人，在日本同一大学获博士学位。理学院贝时璋教授，农学院谈家桢教授，工学院王国松教授，文学院夏承焘教授，王焕镳教授……都是名牌教授。我听见之后，不禁对浙大热爱有加。
　　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同学惨遭杀害，时任训导长的苏步青教授闻讯立即驰往浙江省杭州监狱看望于子三遗体，外面谣传于子三等四人在杭州大同旅馆被捕后，于子三在监狱里打破自己的眼镜，用破镜片自杀。谁也不想信，一定是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企图反咬一口推卸罪恶。同学们义愤填膺跟在苏步青训导长后面，拥往监狱。苏训导长身着藏青色呢大衣凛然气愤地直冲监狱，向反动派提出抗议。苏训导长热爱学生的情操感人至深，苏训导长一直与国民党特务周旋质向国民党政府当局，苏训导长声望在学生中无以复加。赞曰：
　　　　学界泰斗，教界楷模。福寿齐天，德配盘古。

词学宗师夏承焘教授
　　1947年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祸国殃民，贪污腐败，到处迫害进步人士。1947年10月29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惨遭杀害，全国各大城市南京、上海、杭州等学生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横幅，举行大游行示威。浙江大学师生如火如荼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浙大中文系师生排在前列，当时夏承焘先生，薛声震先生、郑晓沧先生、徐震锷先生、任铭善先生，蒋祖怡先生、张志岳先生、张仲浦先生，王驾吾先生、陆维钊先生胡伦清先生等中文系师生都踊跃参加游行。夏承焘先生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足踏革履，戴着一付水晶眼镜，目光炯炯，非常函默地注视游行队伍。我跟在他后面，他擎着小旗也跟着大家高呼口号。至今50余年了，我脑海里还是清如明镜。
　　夏先生教授“唐宋名家词选”和“楚辞”，我曾师事之，由于他讲课十分生动有趣，连外文系同学都来旁听。　　我曾经赋七律一首以表寸衷：
　　忽觉梦中月缺圆，音容笑貌藕塘边。
　　一双慧眼看尘世，两袖清风拂柳烟。
　　步履轻盈过雨雪，胸藏万卷压威权。
　　师情一代留千古，百年树人德配天。

先秦文学专家王焕镳教授
　　王焕镳教授，字驾吾，是我难以忘怀的教授之一。
　　1946年，我初进浙大时，就有老同学对我说，王焕镳教授是浙大中文系名牌教授。此后我见浙大教授会（全是资深正教授）用红纸张贴在浙大文理学院墙上的名单，果然有王教授名字。王教授精通唐宋文学，对先秦诸子也都有深刻的研究。后来我买到王教授著的《韩非子选注》，也买到了王教授著的《先秦寓言研究》。我选读了他的《唐宋文》，他教学认真，一丝不苟，板书特别苍劲。
　　1949年解放杭州以后，王教授调往之江大学任教。那时我因家中经济困难，无法接济，我为了完成大学学习到毕业，当时我已是大学四年级学生，我决心苦读一年，参加浙大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勤工俭学搞碾米工作，每月可拿到二斗米钱可抵膳费。记得有一次浙大同学到钱塘江大桥去拉碎石铺路，因国民党撤离杭州时，钱塘江大桥被炸坏，公路亦被破坏，必须修复才可通行。我身体尚好，拉碎石时我把握车头，其他同学在后面推。休息时，我想起了王教授已到之江大学任教，就兴致勃勃地到之江大学去找王教授，出乎我意料之外，王教授热忱地叫我到他家吃饭，我感激不已，在王教授家吃完饭，聊一会，就告别拉砂石去了，当时我们住在之江大学。
　　1959年，我在浙江余姚师范任教。有一次，浙大部分员工到浙江四明山游击区来体验生活（余姚师范设在四明山游击区梁弄），我问及王教授的情况，他们说王教授很健康。晚上，余姚师范举行欢迎晚会，会上我兴致勃勃地唱《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以表欢迎。他们回校时，我托一先生带去一斤四明山区产的好茶叶给王教授，后来王教授写了一线条幅：“努力自爱”寄给我，四个大字苍劲有力，可惜这幅墨宝文革时被抄了。
　　驾吾先生令人永怀不忘，诗以咏之：
　　航行书海八十年，雨雪狂涛舴艋船。
　　无畏精神登彼岸，昊天有眼佑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