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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竺可桢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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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几次与他相遇，都因为他的专业，以及他那种不事张扬的个性，而让他从我的视线当中匆匆掠过，留下的，只是一个亮眼却未能久住的记忆。直到我把他所属的那一代人物几乎一一考察完毕，才在他应该占据的位置上，充分地感觉到他的意义。
大概十年前，读《胡适留学日记》，注意到20世纪初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留学的中国学生当中，曾经组织过一个泛美中国留学生专事科学的组织，这就是中国科学社。因为这次阅读，我也记住了一个名字，那就是竺可桢，当时他还是哈佛大学一名气象学专业的学生。
五年前，我读《吴宓诗集》，以及后来的《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日记》，在有关吴宓留学以及返国后在东南大学任教的一段记载中（1922年—1924年），再次看到了这个名字——竺可桢，那时他是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的主任教授。
两年前，我从上海来到杭州，成了浙江大学的一名教师。竺可桢与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人眼里，似乎也就无异于蔡元培与北大、张伯苓与南开、梅贻琦与清华。而我所感兴趣的是，与同时代那些处于知识分子领袖地位的一群相比，竺可桢的意义和独特之处究竟何在。
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中，我翻开了两卷本的《竺可桢日记》（1936—1949年）。
二、开天辟地的一代人物
他们历经艰辛开辟出来的现代空间与现代秩序——无论是学术秩序还是教育秩序，至今仍然是我们展开制度性建设的参照或者基础。而他们关于学术秩序和教育秩序的思想理念及其形成过程，不仅关联着近代乃至更久远的中西人文传统，而且至今仍在丰富着我们的思想和视野。
1919年4月，胡适在《不老》一文中引用了梁漱溟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起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摄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了六十岁，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
自美返国不过两年的胡适，对梁漱溟的这段话却很是感慨。读过之后，胡适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少年人读了这一段，应该问自己道‘我们到了六七十岁时，还能保存那创造的精神，做那时代的新人物吗？’”。写了这样一段话之后的胡适，似乎还嫌不够，又接着追问道“我们该用什么法子方才可使我们的精神到老还是进取创造的呢？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呢？”
对于自己早年的这个问题，胡适似乎并不曾忘记。三十多年后，在《丁文江传》的“引言”中，胡适借傅斯年在丁文江去世之后对丁文江的一番评价，来作为自己一生昌明“西化”思想的一个适当注脚，同时也算回答了自己早年的那个问题：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做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幸福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而胡适自己对于这位早逝友人的评价是：
“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一直到死，胡适还在喋喋不休地向人解释，自己一生不惟患学术思想之不深刻，而且患近现代中国还没有或者不能确立起真正属于近现代学术规范和学术路径的现代学术。
而竺可桢，就是跟丁文江一样，几乎用了一生的努力，在“办事”、在“领导人”、在“训练人”、在“建立学术”的那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当中的另一类型，一种或者在言论界的中心，或者不在言论界的中心，但不论身处何处，却一直在实实在在地昌明“科学”精神、拓展科学内容、实践科学方式与科学途径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阵营当中最接近实验科学、最全面而现实地体现科学的技术性要求，并直接地承担科学的技术成果与现实灾难的那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竺可桢，应该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仅就此言，傅斯年、胡适对于丁文江的评价，毫无疑问也适用于竺可桢。竺可桢，其独特之处在于，在一个艰难困厄的时代，他团结着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缓慢却倔强地成就了一所现代大学的血脉和脊梁，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思考着并逐渐体认到现代科学的真正含义，以及科学对于处于现代转型中的近代中国的真正含义。这也是一个科学领袖与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科技工作者之间最为明显的差别。
三、在困境中突围
当我们今天也在亲身经历着关涉着自己利益的教育改革——无论是苦痛还是喜悦的时候，或许我们忘记了，这些改革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其实不仅本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曾经有过的人生目标的一部分，而且更是竺可桢和他的同时代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理想的延续。而他引为自己察人、施事坐标的那些世界资源和那种世界眼光，无论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个人还是群体，仍然具有着不曾衰竭的现实意义。
考察竺可桢1949年之前事功，可计者有二，一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一为浙江大学。前者服务于专业学术，同样也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气象学和气象事业；后者则服务于浙江一省的文化，而且还为后来的大学发展，奠定了足以回味与借鉴的资源与传统。竺可桢在经营这两项事业当中所经历的艰辛，许多时候让我们想到鲁迅所言的那种身陷“无物之阵”的切身感受。而这些艰辛，不仅丰富了竺可桢作为个人的生命历程，而且大大地提升了他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使得他在他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毫无愧色地列身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这一群苦撑局面的事功型知识分子群。
对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一事，日记记录甚详，其中不仅可见三十年代中国政事之复杂，各派势力之消长，从中也可见竺可桢超出一般科技人员的眼光与胸襟。尽管他深知“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且欲见能效非三、五年所能为事”，而且30年代初期的浙江大学人事关系复杂，但他同时也认识到：“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并认为一个成功的校长，其标准：“一为尊重学术，一为富于同情心。”（P369）
所以才有就任浙大之时，向当时最高当事者提出的三点要求，即“财政需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此三点要求，既足显竺可桢办事之眼光与性格之稳妥，亦尽显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在笔者看来，竺可桢上述思想理念，一来自于他在美国所受的校园民主教育和科学教育，二来自于他对复兴民族文化的梦想与使命感——这也是五四一代建设型知识分子三十年代前后近于一致的认识。
对于大学主事者的认识，竺可桢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一个科技型知识分子范畴之内，“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并对英美大学中“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的思想表示认同，反对“物质主义”，主张“教授治校”，“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P26）。而他对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改进之机运、近代学术的地理分布、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国家命运”这些纯属专门学问或论题的兴趣，不仅进一步显示出他超出于一般科学者的兴趣之所在，同时也能反映出竺可桢明确而清晰的历史文化意识，以及他这一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开阔宏大的视野与胸襟，这也是成就一代“开天辟地”事业的知识者的共同之处。
在读《教育与适应性》一文之后，竺可桢对文中将大学教育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深表赞同：“中华民族如欲生存于此世界，必须改造其特性，使由被动而改为自动，消极而改为积极。其附属特性如容忍性应改为坚韧性，从小就使儿童不畏艰难，养成一种奋斗的兴趣。保守性改为创造性，由创造中得到人生乐趣。中和性改为诚毅性，使有刚果的信念，有独立不移之精神，有此信念则不至于汉奸如毛。把现实性充分的社会化，养成人的同情性，不致养成自私自利的习惯，如对家畜不加任意伤害等。关于以上诸点，与余意见完全相合，可谓先得我心者矣”（P374）。这也是竺可桢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清醒之处，不过，倘若竺可桢能够在20年代初期就认真地读过鲁迅的著作，他对于国民性的改造以及人文学科的认识应当更进一层，而不至于在三十年代才会有如此一类的感慨。
尽管竺可桢自己的专业是气象科学，而且也充分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意识对现代科学技术完全陌生甚至排斥的状况依然是日常中国的现实，但从一个大学应该的建设方向考虑，竺可桢依然非常理性地提出“凡大学，必须有文理学院，或文学院与理学院”（P487）。不过，作为一名实验科学工作者，竺可桢还是对于那些仅凭报章上的一些文章就能暴得大名、而科学工作者长年经月的努力却鲜为人知的社会现象表示出了不满。“因中国人传统观念，凡受教育不外乎读书，教育受毕即做文章以与人读。因此受教育者称为读书人，除读书作文以外更无所谓教育。而所谓知名人士无非在各大报、杂志上作文之人，至于真正做事业者则国人知之极少。即如永利、久大为我国最大之实业，但有几人能知永、久两公司中之工程师侯德榜、孙学悟？……而天天在报上作文之胡适之、郭沫若则几乎尽人皆知。”（P333）“在大学工学院做院长、系主任者统是埋头苦干，试问目今日各大学之工学院院长有几人能道其姓名者？”（P333－334）
作为一名科学家，同时也是一名现代大学校长，对于科学的精神内涵，竺可桢一直是孜孜以求的。在辗转西迁的路上，他依然记下了许多对于科学精神的思考：“科学之精神在于不顾利害以求真理，剔出成见以就理智，及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科学活动目的在求真理，惟求真理，斯值得科学家之努力。此种力量首当用以减轻人生之痛苦。虽系消极作用，世界若毁灭，则人类必能解脱。但科学家之所以欲解除人生衣食之顾虑者，在于使人人有多余之时间足以审思熟虑真理耳”（P509）。而对于因为科学不昌而导致国家的贫弱，竺可桢也曾试图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寻找缘由，并对中国传统意识中对“工艺”的轻贱观念提出了批评，“读书人除写字外不用手。士、农、工、商四业，农、工、商用手，而士子视手艺为贱业，不屑动手，此乃吾国物质文明之所以不进步，而国家之所以贫与弱也”。（P548）
而在这些努力的背后，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性的再造的努力。“历来办教育以树公民道德为职志；以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谓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之意是也。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古之所谓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古之所谓仁。”这种将西方近现代民主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念相结合的观点，尽管不乏可商榷的地方，但从中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具有现代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文化未来走向和东西方文化沟通认真思考出来的一种方式。
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科学与人生观等方面，竺可桢以其在三四十年代的不屑努力，以及在现实困境中的突围，不仅昭示出现代教育的现实走向，而且也让我一再想起胡适评价丁文江的那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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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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