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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刘大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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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闯将、新诗的倡导者、浙江大学秘书长刘大白，绍兴县平水镇人，出身书香门第，幼时由其祖父、父亲启蒙，督责极严，对古典经史诗文有严格训练，清代拔贡，旧学根底颇深。但他却反对旧的道统，蔑视功名利禄，不满清政府，无意举业。原经其父再三嘱咐，赴京应国子监试，后因父亡遂罢试。他原姓金，名伯贞，在辛亥革命前夕——1910年初，在北京广和居酒楼，与友人吴琛同饮，酒后题反诗《我有匕首行》，才改姓“刘”，取名靖裔，字大白。随后回绍兴，参与王子余主办的白话文报《绍兴公报》和《禹越新闻》的编辑工作。
辛亥革命期间，他支持孙中山，反对袁世凯，主张浙江独立反袁，遭袁在绍爪牙反对，扬言将迫害报人。大白为免遭不测，东渡日本，后又因反对衰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受到日本警视厅的监视，为防迫害，即离日去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1916年袁世凯死后，回国到杭州，被浙江一师（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聘为教育会总干事，先后担任《教育周报》和《浙江潮》的编辑，“五四”期间又被聘为浙江一师国文主任教员。他抱病和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等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推行教育改革，提倡文学革命，改革国文教授，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誉称“浙江教坛四杰”。他们共同制订了《国文教授法大纲》，选编李大钊、鲁迅、陈独秀等人的白话文章为教材。大白还参与编写 《国语法》、《注音字母教授法》，讲授新语法与修辞学。
1919年10月间，以一师进步学生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等为核心，创办了一个旨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双十月》半月刊，后又改名为《浙江新潮》周刊，在第二期上刊登了施存统所写《非孝》一文，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军阀、浙江省督卢永祥，浙江省省长齐耀珊等视这篇文章如“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并归罪于一师校长经亨颐和“四杰”教师，加以“非圣、蔑经、共产、共妻”的罪名令经校长开除“四杰”教师和进步学生，但遭到经校长的拒绝。反动当局于1920年2月下令撤换经亨颐。这激怒了众多革命师生，随之爆发了“留经运动”。刘大白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 “留经运动”，并手书了《全体教职员请愿书》给浙江省教育厅。请愿书中指出：“将本校校长调离本校，实夺本校革新之领袖。穷其影响，足挫吾浙文化之萌芽”是年3月29日清晨，六七百名反动军警包围了一师，刘大白闻讯从家中赶到学校，被拒于校门外。他就近购买馒头早点从西首墙外丢入操场给被围困的师生，并几次尝试越墙进入校内。后来随着前来声援的杭州市中等以上各校的学生队伍冲入校内，在操场上和学生共同斗争。“一师风潮”后，经校长和一些革命进步师生先后离开学校。留在校中的同学把这一段经过的种种文件、记载、评论编辑起来，印成小册子，定名为《浙潮第一声》，由刘大白作序言。刘大白指出：“为了一种主义，和黑暗势力奋斗；如果当黑暗势力很强的时候，免不了要受挫折；这些受的挫折，叫做牺牲，不叫做失败。只要前仆后继地坚持下去，主义不变，一定有胜利的日子。惟有畏惧黑暗势力，讲什么调和、调停，如果一定把主义完全变更，抛撤了，那才叫做失败。这一次一师的事情，虽然不能说已经达到胜利的目的，却不能说失败，那就是不变更主义，不抛撤主义的好处。看啊！主义反靠着那黑暗势力的推波助澜，愈推愈广，完全胜利的日子不远哩！”“这一次一师学生，抱定牺牲的决心，做了一个浙江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虽然所牺牲的不能说不大，但是在当时已经引起旁观者的同情心，在未来也一定能够唤起无数的后继者。”一些进步学生离开一师后，没有停止战斗。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书记俞秀松在杭建团，秘密活动地点就在刘大白的家中。宣中华、徐伯民、唐公宪等和刘大白一起，应早期中共党员沈定一之邀，到萧山衙前参与领导萧绍农民运动。刘大白成了这次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起草农民协会宣言、章程。在兴办农村小学中，他把一师教育改革的成果溶进了学校各个方面，如机构设置，不设校长，而以会议形式管理学校，民主处理校务及日常工作。全校设教务股、庶务股、会计股，每股推选一名主任组成“校务会议”，定期开会，商讨解决重大校务问题。在注重学校本身民主建设的同时，还注意学校与学生家长的联系，用学生家长会议、学校家属联合会议的方式“努力打开学校和社会的隔膜，促成学校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学校化”，这体现了一师教育参与学校事务的研究和讨论，集思广益办学的思想。同时还用在一师担任过语文主任教员、教授过新语法和修辞法等方面经验，在学校设国语课，用白话文自编教材。他与沈定一等经常深人萧山、绍兴农民家中，访贫问苦，作社会调查，动员穷人将子女送来学校读书，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他运用诗才，根据农民生活实际 写了《新寓言》、《布谷》、《海杀苦》、《收成好》、《田主来》、《脱脚布裤》等诗歌、民谣，真实反映农民在“不脱布裤，汗流双股，脱却布裤，双股泥污”的辛勤劳动下，仍是“磨面不满箩，烙饼不满锅”，“不愁自家肚子饿，只愁田租还不过”的悲惨生活，揭露地主“明吞暗抢真强盗”的丑恶面目，呼吁农民“若要永久光明，除非不断创造”。这些通俗易懂、能说易传的诗谣，对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鼓舞他们的斗志起了很大的作用。萧绍农民运动失败后，刘大白写了《每饭不忘》、《成虎不死》等诗词，有的还谱成曲，教学生、农民吟唱，表达他对革命斗争的怀念。他的新文化思想在这次农民运动中再次得到实践和磨炼。
刘大白积极主张文学革命，可谓是一位古文叛逆。他把“古文”说成“鬼话文”，白话为“人话”，他在《白屋文话》自序中称文腔革命就是“用活人的人腔——白话——来定文章，而不用死鬼的鬼腔——文言——来写文章的革命”，“文学历史中新主义起来推翻旧主义，新艺术手段起来夺取旧艺术手段的位置，这才是文学革命；而用人腔来代鬼腔，只可以叫作文腔革命”。他把《文腔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一部分，并应用于教育改革实践。他在一师和附小国文科的教授中，一律改用白话，同时采用注音字母，为普及白话文扫清道路。1923年应沈萧文之聘，在浙江五中（现绍一中）任国文教师，用白话文施教；1924年，受邵力子之邀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实验中学主任，为 《复旦周刊》撰写文章，提倡白话文，攻击文言文。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经邵力子、叶楚伦推荐，作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教育委员；后又应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蒋梦磷的邀请，辞去复旦职务，回浙江任教育厅秘书、浙江大学秘书长，在浙江大学大学区颁行了“小学禁止用古话文”、“初中入学试验不得用古话文”等许多提倡白话文的政策。接着他和浙江的几位代表在蔡元培为主席的全国教育会议上，提议在中、小学中推行白话文教授国语。通过了“小学不授文言文”、“初中入学考试不考文言文”等议案，用政府制订的政策来铲除鬼话文在教育上的势力。使文学革命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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